一、“医闹”入刑的积极意义

一直以来，白衣天使总是受到“医闹”的困扰。医生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一边救死扶伤，一边还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样的现实，一再说明“医闹”已经成为损害医患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幸的是，“医闹”现象或许多了一条破解之道。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将“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罪”，变更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情节认定包括“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这也意味着“医闹”情节严重，或可入刑。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医闹”的发生，不外乎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医患信息不对称，患者陷入“弱者心态”，宁愿“信闹不信法”的思维怪圈;另一种则是“职业医闹”，以闹取利。对于前者，很多时候，是因为患者情绪激动，偶尔出现一些激烈言辞，甚至过激行为，应该来说，都可以理解。对于后者，则完全是以医疗纠纷为借口，通过侮辱医护人员、现场滋事扰乱等严重妨碍医疗秩序的行为，牟取利益。而一些医院出于息事宁人、“宁可吃亏，不要纠纷”的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医闹歪风。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法治对于解决“医闹”乱象，究竟有何意义。一方面，明确法律底线，为解决“医闹”乱象，提供最起码的法律支持;另一方面，也给医患双方的沟通，提供一个法律平台，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医闹”入刑，既是对不法“医闹”的一种震慑，也是对医患关系的一种涵养。

医患矛盾，由来已久。修复脆弱的医患关系，除了有法治这个“底线”之外，更应考虑关口前移，在如何防止医患纠纷发生、疏解医患矛盾上入手。毕竟，徒法不足以自行。深层次的医患问题，不仅要靠法治来涵养，更需要对“人心”的医治。

二、“医闹”入刑的消极意义

“医闹”正式入刑，最高可判7年，这对“医闹”行为将起到法律震慑作用。然而，“医闹”入刑能解决“医闹”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此前，“医闹”并未正式写入刑法，一审时，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个别人以医患矛盾为由，故意扰乱医疗单位秩序，社会危害严重，应当明确追究“医闹”的刑事责任。二审稿吸纳了上述建议，在原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条款的基础上，将“医闹”正式写入刑法。即便如此，“医闹”入刑只是突出、强调“医闹”是要追刑责的，只具有宣传意义和象征意义，并不能从根本解决“医闹”问题。

在“医闹”入刑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采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相关条款，对扰乱医疗秩序的人员追究了刑责。此番“医闹”正式入刑，法律条文本身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岂能对“医闹”行为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再说，“医闹”行为如何鉴定?此外，虽说“医闹”不对，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医患纠纷是医患双方的问题，“医闹”是医患纠纷的升级版和集中爆发，“医闹”入刑只是追究患方的责任，而医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是否对患者不公平?

钟南山教授说过，医患纠纷的根源在于沟通较少，甚至医患双方根本没有沟通。“医闹”入刑已经变成现实，为解决医患纠纷、减少“医闹”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要真正解决“医闹”问题，需要医患双方互相沟通和理解，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主动作为，需要涉事多方依法依规办事，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健康和谐氛围。

三、“医闹入刑”的刑法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将原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增加二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为什么要在《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中加入医疗两字?这主要是针对那种设灵堂、摆花圈、拉横幅堵门的职业医闹，这种情形表面上看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描述：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当然，法律不能仅从字意上去解释，最高院也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件，认可医闹行为可以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但我国毕竟不是判例法国家，典型案件的效力有限，直接在立法中加入医疗二字消除歧义无疑是最稳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