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一、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指国家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来查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活动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证明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是谁实施了犯罪，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上的证明是指除公安司法人员依法运用证据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以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主要有以下特征：

1.刑事诉讼证明的任务是确定案件的真实情况。在刑事诉讼中，应当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以及有无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情节等。证明所确定的案件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2.刑事诉讼证明的主体主要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也有权依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或者主张。刑事证明具有职责性或者是义务性。

3，刑事诉讼证明必须依法进行，才具有诉讼上的有效性。刑事诉讼证明是由国家法律所调整的诉讼活动，从证明任务、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范围、证明手段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的规则和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加以证明，才是合法的和有效的。刑事诉讼证明具有严格的法律要求。

4.从刑事诉讼证明的内容上看，包括收集证据、审查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全过程，刑事证明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证明方法上是事实推断与逻辑推断相结合。从刑事诉讼案件中确定其证明对象，依法收集各种真凭实据，再根据已知的证据事实和生活经验推断案件未知的证明对象。只有逻辑推断与事实推断相结合，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方法。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证明是最重要的诉讼活动，是确定案件事实的唯一方法，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对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二、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的对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恰当地确定证明的范围。确定证明对象，对于公安司法人员明确具体案件需要证明的各种问题，以便有目的、有重点、有计划地调查收集证据，及时查明全部案件的事实情况，正确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具有重要价值。如果对于案件的证明对象不明确，对于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及时地去调查收集证据，而对于不需要证明的问题，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收集证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拖延了诉讼时间，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会错过有利时机，影响及时调查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及时、正确处理案件。

三、刑事诉讼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也称举证责任，是诉讼法和证据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诉讼中出现的案件事实，应当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在诉讼结束时，如果案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谁来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承担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上述规定表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承担依法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证明犯罪的职责和义务。可见，证明责任总是和公安司法机关承担的法律职责、义务相联系的。例如，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向人民检察院提供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必须就认定的犯罪事实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法院为了正确行使审判权、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有责任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在法庭审理中，法院可以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以查明案件事实。第一审法院的定罪判决，必须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不足，第二审法院将予以撤销或改判。即使是生效的判决，如果证据不足，也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

四、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求达到的程度。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诉讼理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8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可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41条规定，检察院决定起诉的案件，必须做到“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162条规定，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些规定说明在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中，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是办案人员运用证据的重要原则。

五、西方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涉及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重大法益，因此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均比民事诉讼要高。同时，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不尽相同。

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把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权完全交给法官，故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较少，往往以十分抽象的“内心确信”作为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是否得以证明，由裁判者在主观上形成对待证事实真相的确信，其经典表述见于《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公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27条又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其内心确信判决案件。”

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刑事诉讼对事实的查明是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的，对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所以，一般认为，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对于如何理解“合理怀疑”，理论上存在分歧。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合理怀疑”是指“基于原因和常识的怀疑——那种将使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犹豫不决的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是如此地令人信服，以至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在处理自己的十分重要的事务时将毫不犹豫地依靠它并据此来行事。也有学者认为，“有一些证据表明，法官和陪审团事实上把毋庸置疑理解为指证据有85%以上的真实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对所谓合理怀疑表述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判已达到的内心确信的程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温石普(Winship)一案中裁决：“止当法律条款保护被告人非因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不被定罪的权利。这些证据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构成他所被指控的犯罪所必需的每一事实”。

事实上，无论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由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心确信”，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排除合理怀疑”，无疑都是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现实刑事证明活动经验的总结。上述两大法系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表述虽然不同，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追求：第一，两种证明标准均是主观对客观认识的一种表达，而不是撇开主体性的纯粹客体性的描述，因而克服了客观真实标准的无视主体性的不足。第二，证据证明力强弱及取舍，完全凭借法官的“良心的感受”，以便他能在无拘无束的情势下自由判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内心深处，自己的主观判断是建立在真实无疑的基础上。这样通过发挥主观对于客观的能动性，确保了个别理性。第三，法官形成这种道德化的高度确信必须是以证据为基础，而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它符合一般理性的要求。刑事诉讼中通过一般理性与个别理性的结合，实现了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平衡，从而寻求到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联系，为判决取得“合理的可接受性”提供了基础。